一、南梁精神的研究现状

（一）关于南梁精神的研究成果

最近几年来，学术界关于南梁精神的研究探讨已经初具规模，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南梁精神的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其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陇东的红色革命圣地庆阳老区，近年来在国家党史研究部门、省委省政府、省党史办、以及省军区和老区政府的积极倡导，大力支持下，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已成为全国党史届研究的共同话题，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重要的思想成果，南梁精神的研究也随之兴起，有关南梁精神的研究专著，论文集，期刊报纸大量出版。由甘肃省委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陇东革命根据地》（2011.4）全书40万字详实的记录了，陇东革命老区从建立甘肃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到创建陕甘边根据地艰苦旅程和光荣历史。由甘肃省军区政治部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南梁精神 光耀千秋》（2013.12）“文集收录了2013年6月南梁精神研讨会期间，全国党史军事研究部门领导和知名专家学者的讲话7篇讲话、37篇论文、1篇会议综述”该文集中对南梁精神形成的历史渊源，发展历程，科学内涵及时代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另外由中共甘肃省委纪委，庆阳市委主编的《红色南梁 廉政丰碑》，以及庆阳市委主编的相关论文集《陕甘边根据地研究》《纪念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文化资源高层论坛论文集》等著作中都对南梁精神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另一方面关于南梁精神的学术论文也相继发表。刘治立教授在《论南梁精神》中具体地阐述了南梁精神的科学内涵；曲涛教授在《论“南梁精神”的历史定位和科学内涵》对南梁精神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做了比较研究。朱栋先生在《南梁精神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鲜红旗帜》中提出了南梁精神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傅传玉在《大力弘扬南梁精神、努力培育优良作风》中再次阐明了南梁精神在党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关于南梁精神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科学内涵的探讨，或某一方面的意义阐述。本文笔者在总结前人关于南梁精神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南梁精神的时代价值做一系统综合的研究，力求在传承、弘扬南梁精神的过程中加大红色遗产的保护力度、拓宽红色文化的传播渠道、创新红色文化的产业模式等。

（二）关于南梁精神内涵的研究观点

南梁革命精神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梁一带创建革命政权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革命斗争精神。

近年来，有关南梁精神内涵方面的研究不断丰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如甘肃省省委书记王三运在“纪念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提到“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形成的以‘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主要内容的南梁精神”[1]。曲涛教授在《论南梁精神的历史地位和科学内涵》中提出：“‘南梁精神’在整个红色文化体系中，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位置”并将南梁精神的内涵归纳为四个方面，分别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忠诚精神”“勇于实践，积极探索的开拓精神”“团结协作，扩大力量的包容精神”“深入群众，艰苦创业的奉献精神”。刘治立教授在《论南梁精神》一文中，又将其概括为六个方面，分别包括：“恪守信念、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勇于创新、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忍辱负重、团结协作的大局精神”“实事求是、勇于纠错的务实精神”“忠诚于党、忠于事业的奉献精神”“建设苏区、勤政为民的公仆精神”。赵晓燕又在《论南梁精神的基本内涵》中将南梁精神的内涵总结为八个方面：“坚定信念、勇于探索的革命精神”“立足实际、不断实践的开创精神”“团结协作、相互支援的大局精神”“坚持真理、勇于纠错的务实精神”“百折不挠、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忠诚于党、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建设苏区、勤政为民的公仆精神”“锐意进取、总结经验的求真精神”。另外李俊杰在《南梁精神基本内涵之我见》一文中提到：“‘南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内涵非常丰富，但主要体现在，坚定信念、百折不回，崇实求是、自强不息，顾全大局、团结各方，艰苦奋斗、面向群众四个方面[2]”。其他关于南梁精神内涵的定义也都众说纷纭，没有具体统一定义。

笔者认为关于南梁精神科学内涵的具体定义虽没有统一说法，但其实质都是相通的，南梁精神的实质可综合归纳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创新精神”“务实精神”“奉献精神”和“协作精神”为主导的文化形态，它是西北地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南梁精神的科学内涵

（一）锐意进取、积极探索的创新精神

在清涧、渭华、旬邑起义以及西北几十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后，中共在西北掌握的武装力量基本丧失。如何再次建立西北红军，并保证武装力量有效的革命活动，是当时摆在西北地区党组织面前最迫切的问题。刘志丹等人大胆探索，发散思维，并付诸实施，在1929年4月陕北特委召开的红石峡会议上提出了用“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方式创建西北红军的构想，“认为搞武装斗争可以有白色的（白军工作）、灰色的（土匪工作）和红色的（公开组织革命军队）三种形式。［3］”成功地开创了西北红军的新局面。然而，革命队伍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缺乏战斗经验且人数不足的红军队伍经常处于大规模的敌军重兵“围剿”状态，又常陷于孤军奋战的危险境遇。因此上，如何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求得生存并不断发展，以及摸索出陕甘边根据地独特的创建与发展规律，实施当地实际相符的新方法，构建新的战略局面，无一不考验着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领导集体的政治、军事智慧。

在不断的失败与汲取教训的过程中，党组织和红军在艰苦的革命实践探索出：在流动中求生存、在生存中求发展的根据地创建规律，先后以寺村塬、照金、南梁为中心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并对毛主席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进行灵活运用，突破发展。进一步创造了“狡兔三窟”式的多区域根据地战略布局。“后来，毛泽东十分赞赏地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在创建、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党和苏维埃政府积极探索，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党的领导人刘志丹等提出并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医疗、妇女运动、统战等各个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充分说明陕甘边根据地在实践中真正体现了锐意进取、积极探索的精神。

（二）实事求是、不断实践的务实精神

从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程可以看出，老一辈西北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始终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作为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最终把握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制定出正确的革命发展战略和行之有效的斗争方针，为取得革命的新的胜利和革命成果的巩固提供了有力保障。他们通过包家寨会议认真总结照金革命根据地失败的惨痛教训，为以后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地创建提供了现实的可靠经验，从而使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由败转胜。如，在 1934 年7 月召开的中共陕甘边特委南梁会议，通过的《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中，深刻总结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程及其丰富的经验教训，制定了符合陕甘边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政权、军事、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符合实际的大政方略，有力的推动了根据地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促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发展时期。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为代表的领导核心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边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客观情况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4］”1933年11月3-5日，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包家寨召开的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上总结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军事斗争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修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影响，并且讨论了部队的整编、根据地的建设等重大问题。包家寨会议在陕甘边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是西北革命的重要历史转折点。会议充分运用毛主席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并有效地解决了陕甘边革命斗争过程中的根据地建设问题、发展道路、发展战略问题、革命队伍的组建和发展方向及组织领导问题，是陕甘边党和红军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包家寨会议的顺利召开，不仅使红二十六军摆脱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而且发展壮大了陕甘边根据地，也为边区红色政权建设指明了方向，使陕甘革命形势转危为安，为党中央以后把中国革命大本营在西北落脚奠定了基础。正是在陕甘边革命先辈实事求是，不断实践的精神，促成了会议的成功召开，和革命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勤政为民、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

在陕甘边区的革命实践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们始终将人民群众、劳苦大众作为革命事业的力量源泉，始终坚信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的革命信仰，始终遵守只有维护群众利益才能使革命事业立于不败之地的革命原则。体察广大群众的疾苦，始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他们常常深入到群众当中，经常到群众家中拜访盘腿拉家常，和广大贫苦群众一个烟袋锅里抽烟，经常帮助农民干农活，态度和蔼，和大人小孩都能谈得拢。部队每到一地宿营，刘志丹同志都要找当地群众谈话拉家常，在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的同时询问周围敌情。不仅如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解决民生、发展经济方面也成就显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设有自己的兵工厂、被服厂，出有刊物，而且刘子丹以其作为理论思想之指导。在红军得到的几份杂志中载有刘志丹的文章，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要把国家搞强盛，把人民生活搞的富起来。当共产党员、当干部、当红军战士，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的，而且要准备为之献身。革命者就是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历史证明，陕甘边根据地之所以不断巩固壮大，与党组织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养成的这种勤政爱民、以民为本的优良品质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休戚相关。

党中央到达陕北前，“左”倾错误的执行使陕北错误肃反中许多同志受到不公正待遇。在肃反运动中被关押的西北根据地的同志被释放出来后，在党中央的鼓舞和领导下，他们积极的投身于抗日和创建陕甘宁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当中，表现出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在毛家沟门战斗中，面对强敌的王泰吉坚定地说:“要革命就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南梁的这片红色热土是无数的陕甘人民和西北地区的革命先辈们用鲜血浇灌的，在建立和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斗争中，无数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惨遭敌人杀害。如，当刘志丹得知军阀谭世麟杀他的家人、刨了他家祖坟时，强压悲愤说:“我们要革命，就难免受迫害，株连家庭亲属，虽然痛苦，也在意料之中”。谢子长说:“革命就会有牺牲，怕死就不要搞革命。为革命视死如归，死了也是光荣的! 只有不怕死，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些大义凛然的行动、视死如归话语无不透漏着陕甘边革命者坚定的阶级立场、革命信仰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四）顾全大局、团结互助的协作精神

团结协作是南梁精神的又一标志，刘志丹等人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团结协作、相互支援的原则，从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大局出发。陕甘地区的国民党嫡系部队、地方军队、中小军阀以及民团派系林立，土匪、哥老会、红枪会等鱼龙混杂，他们勾心斗角、相互利用、明争暗斗、矛盾重重。针对这种复杂的状况，刘志丹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5］”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灵活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策略，并始终贯穿，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统战工作，从大局出发取得了社会各阶层和多种势力的支持广泛支持，成为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并且，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之间也形成了顾全大局、相互支持的协作精神。党中央为建立陕北游击战略区域，先后多次派出陕甘边红 26 军主力部队支援陕北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在陕甘边根据地和红 26 军的支援下，陕北根据地在取得反“围剿”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于 1935 年1 月正式建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陕北红军游击队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27军第84 师，陕北革命根据地由此正式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6］。曾在陕北红27军工作多年的贺晋年1942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深有感慨地说：“刘志丹同志对于26军、27军从来没有两样看待。我们天天是在一起，不是行军，便是打仗，便是住下。我们陕北的干部，26军、27军的很多，所有26军、27军的干部，团结的没有一点隔阂，团结的亲亲密密。［7］”红25军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后，广大指战员都有一种“到家了”的亲切感。这些都充分证明了陕甘革命先辈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实践中真切地形成了一种顾全大局、团结互助的协作精神。